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带有永恒价值的精神追求


发布时间:2019-12-04    来 源:网络整理   记者:江阴深秋 移动版

  阅读樊锦诗

  《我心归处是敦煌:樊锦诗自述》,樊锦诗口述,顾春芳撰写,译林出版社2019年10月第一版,68.00元

  敦煌莫高窟第158窟,《释迦涅槃像》(中唐)孙志军/摄影

  《我心归处是敦煌》是一本非常有价值的书。很多人读了这本书都很感动,并且觉得在精神上得到了一种提升。

  这本书是由樊锦诗口述,顾春芳撰写。很明显,这本书要写得好,有两个条件:第一,樊锦诗的人生经历很精彩,用现在常用的词来说,樊锦诗的人生要有故事,要有精彩的故事;第二,顾春芳要把这个精彩的故事写出来,而且要写得好。这里又有两个条件,第一,顾春芳必须和樊锦诗心灵相通,这样她才能深切地理解、领悟樊锦诗的人生价值。我们从这本书看到,顾春芳确实和樊锦诗心灵相通。第二,顾春芳必须为这本书下大功夫,因为樊锦诗的人生涉及敦煌的历史,涉及石窟艺术,涉及佛教哲学,涉及考古学,而这些并不是顾春芳的专业,顾春芳的专业是艺术学、戏剧学、电影学,所以顾春芳必须重新学习,必须下大功夫。我们从这本书看到,顾春芳实为写这本书下了大功夫。这一点,樊锦诗先生在“自序”中也说了。

  我在编《文章选读》的时候,曾提出,文章要写得好,应该做到有思想,有学养,有情趣。《我心归处是敦煌》这本书达到了这个要求,有思想,有学养,有情趣。这说明樊锦诗人生经历的故事精彩,也说明顾春芳写这本书下了大功夫。

  关于这本书可以谈很多。下面我谈两点。这两点是紧密联系的。

  第一,这本书不仅写了樊锦诗自己一个人,而且写了敦煌“莫高窟人”这一个光华灿烂的群体。

  什么是“莫高窟人”?就是在艰苦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下为守护敦煌、研究敦煌,为传承中华优秀文化而贡献自己一生的人。

  当然大家首先会想到常书鸿、段文杰以及于右任、张大千、向达这些敦煌文物保护研究事业的开创者和奠基者,但是樊锦诗这本书不仅写了这些大家熟知的有名人物,而且写了一大批为敦煌文物保护研究事业献身的默默无闻的人。我这里特别强调“默默无闻”。莫高窟人的可贵就在于“默默无闻”。莫高窟人的人生的神圣性就在于“默默无闻”。大家看这本书的最后一节“莫高窟人的墓地在宕泉河畔”。读了这一节,我真是感慨万分。

  这一节第一个写了李仁章,他从脚手架上踩空摔下来,内出血,因为当时医疗条件不好而去世,才32岁。第二个写了许安,她是敦煌文物研究所的会计,两次剖腹产,引发肠粘连,最后死于肠梗阻,才40岁。还有一批学者,如霍熙亮、贺世哲、孙修身,他们在敦煌壁画和佛教文化的研究中都有发现和突破。当然还有彭金章,樊锦诗的丈夫。他本来是武汉大学考古专业的创办人,研究夏商周考古,因为樊锦诗在敦煌,他也到敦煌,改行做佛教考古,主持莫高窟北区两百多个洞窟的清理发掘工作,完成了《莫高窟北区石窟》的考古报告。还有一批手工技艺突出的工匠师傅,如窦占彪师傅,几乎每个洞窟都离不开他爬上爬下修修补补。还有李复师傅,他是老资格的裱画师。还有范华,他在行政办公室工作,还有吴信善,他是园林工人,他们都为敦煌文物事业作了贡献。还有刘鍱,他是敦煌研究院的前任书记。他因为晚上心脏病发作,救护车来得太晚,没有得到及时抢救。这些人都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敦煌的文物保护和研究事业,献给这样一个人类伟大的文化遗产。他们默默无闻,他们是不朽的。

  这本书写了这一批默默无闻的莫高窟人,这是这本书的价值之所在。

  第二,这本书不仅写了樊锦自己的人生,而且写出了追求永恒价值的“莫高精神”。

  什么是“莫高精神”?就是“坚守大漠,勇于担当,甘于奉献,开拓进取”。这种坚守、担当、奉献、进取的精神,在心灵深处是一种处变不惊、守一不移的淡定的境界。这整本书可以说都是写这种“莫高精神”,特别是书中“莫高精神的杰出典范”,以段文杰先生为例,从心灵境界的深度来呈现这种莫高精神。

  大家知道,敦煌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极其艰苦。戈壁沙漠,风沙弥漫,冬天的气温在零下摄氏20度左右,却没有任何取暖设备,他们当时住在破庙里,无水无电,物质贫乏。因为太冷,早上出被窝时眉毛胡子都会结霜。这是生活条件的艰苦。同时,段文杰先生还受到不公正的待遇。1950年代,,段先生成了重点批斗的对象,被降了六级工资,妻子受株连也丢了工作。白天让他进洞临摹,晚上还要参加重体力劳动。他就是在这段时期完成了第217窟的《西方净土变》的临摹。文革时期,他再一次受到冲击,被批斗,被除名,被下放农村劳动。在农村让他养猪。他把猪养得很好,成了远近闻名的养猪专家。同时他坚持思考和研究敦煌艺术,写了一大批文章,落实政策后,这些文章一篇又一篇地发表出来。段先生说,自己只要进了洞,就会全然忘了烦恼,内心一片平静。“一画入眼中,万事离心头。”这种从容淡定、宠辱不惊、圆融无碍的精神境界,是一种高远的人生境界。

  这种精神境界,和敦煌石窟壁画上传播的佛教徒的信仰有某种相似和相通之处。书中“守护敦煌的究极意义”这一节就谈到这一点。书中说,敦煌莫高窟的保护事业可以说也体现了佛教所提倡的“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般若”的精神追求:如果从佛教“布施”角度来看的话,敦煌莫高窟的保护事业,超越世俗的名利,在困境中保持从容,也是一种“法布施”和“无畏施”;敦煌在西北荒漠,远离城市的繁荣;莫高窟是一片净土,是不可复制的人类遗产;在此工作的人肩负文化的使命,需要很高的修养,有为有不为,是为“持戒”;莫高窟人坚守在大漠,在这个过程中还可能受到指责,有时还可能要应对不公正和不合理的待遇,是为“忍辱”;凡是对莫高窟有利的工作,当仁不让,尽力去做,是为“精进”;画家们几十年如一日地临摹壁画,专注于线条和笔触,以守一不移的心态应对快速发展的世界和外界的诱惑,是为“禅定”;博览群书、提升学识、涵养心性、磨炼心智、度化方便、圆通万事,从个体人生的无明和烦恼中走向智慧和觉悟的人生,不正是“般若”境界的追求吗?

  这种精神追求,就是心灵的安顿。人生最大的悲哀就是不知心归何处。

  书中特别讲到莫高窟第158窟的涅槃佛像。这尊佛像极其巨大,无比华美,佛像嘴角的微笑发出一种神圣的光芒,呈现出一种无比宁静、安详的精神境界。这正是心灵得到安顿的永恒的境界。

  佛教和佛学传入中国,对中国文化有一种积极的影响。冯友兰先生说,中国传统哲学中最有价值的内容是人生境界的学说。从表面上看,世界上的人是共有一个世界,但是实际上,每个人的世界并不相同,因为世界对每个人的意义并不相同。世界对每个人的这种不同的意义和价值就构成了每个人的人生境界。莫高窟的保护的历史实例,说明佛教和佛学对中国人构建高远的人生境界有着某种积极的影响。过去我们对这方面说得不多,因为研究不够。樊锦诗这本书也许对我们是一个提醒,今后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。

  樊锦诗在书中说:“我觉得世界上有永恒,那就是一种精神。”

  大家知道我们北大哲学系已故教授邓以蛰的儿子邓稼先是两弹元勋。邓稼先去世后,杨振宁给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写了一封信,信中说:“希望你在此沉痛的日子里多从长远的历史角度去看稼先和你的一生,只有真正永恒的才是有价值的。”

  我觉得,贯穿《我心归处是敦煌》这本书的就是这种对于永恒价值的精神追求。有了这种精神追求,心灵就得到了安顿。这种精神追求为人生注入了一种神圣性。这种精神追求照亮了这本书每个读者的心灵。

  (叶朗,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,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,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名誉院长。本文为作者在《我心归处是敦煌》座谈会上的发言)

【编辑:毕婷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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